探访中东铁路④｜哈尔滨：旧时的国际大都会
哈尔滨是一座很魔幻的城市。这座城市的历史只有一百多年，而其建成之际，已被卷入复杂的国际战略斗争中。自此，它成为东北亚乃至整个远东地区政治冲突的交汇点。在历史的洪流中，哈尔滨的命运不由自己决定，也不由北京决定，而由彼得堡和东京决定，甚至受到伦敦、巴黎和华盛顿的政治影响。
起初，这座城市是松花江边的一片高地，中东铁路建设局勘探到此，买下一座叫“田家烧锅”的酒厂，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田家烧锅”就是现在的哈尔滨市香坊区，最早是中东铁路建设局、华俄道胜银行哈尔滨分行、中东铁路护路队和铁路员工居住之地。
到了1900年，建设中心移到秦家岗和埠头，即今天的南岗区和道里区，其中南岗区是城市的中心，被规划为行政区，道里区则规划为工业区和商业区。当时俄人多住南岗，有钱的华人住道里，穷一些的华人住道外，之前叫傅家店。
关于哈尔滨的名字，本地人会告诉你，“哈”读成三声，而老哈尔滨人把“尔”读成“勒”。其地名由来有很多说法，基本都和满语有关。一种说法是，它来自满语“halfiyan哈勒费延”，意思是“扁”。
哈尔滨火车站
哈尔滨火车站是当年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地方。俄国修建中东铁路，引起了日本警惕。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俄国派军队入侵东北，严重刺激到日本。日本没想到，俄国势力范围延伸得这么快；俄国也没想到，日本对此反应这么激烈。不久后，日俄战争爆发。这意味着，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首次势均力敌的交锋，就在中国东北展开。日本付出巨大代价，获得了最终胜利。
这场战争中，日俄双方背后都有各国列强的影子。英国为牵制俄国，与日本达成英日同盟；美国名义上中立，却倾向于日本；德法不愿公开反对俄国，也想打压日本在东亚的扩张。日本获胜后，英美作为支持者，显然要在满洲分得一份利益，但日本人不愿如此，他们更愿意与俄国人议和，因为此时自己处于巨大的谈判优势中。
战争刚结束，日本就抛开英美，与俄国交好。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前往哈尔滨会见俄国财政大臣，然而伊藤博文刚到哈尔滨，就在火车站被朝鲜义士安重根刺杀。这次事件直接影响了东北亚后来的历史，日俄之间再也没有联合过，日本加速吞并朝鲜，英美开始对日本不再信任，大家最终撕破脸。
可惜我去时，哈尔滨火车站正在大修。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地点标识，原本在一号站台，如今因改造地面被封闭。乘务员说，让我下次再来。
哈尔滨的教堂
受到火车站周边改造影响的，还有一座颇具历史价值的教堂。圣伊维尔教堂，被包裹在一片工地中，颇似一座即将被拆除的废弃建筑。这座教堂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曾是一座军用教堂，属驻扎在哈尔滨的俄国外阿穆尔军区。“文革”时，教堂的五个洋葱顶都被拆掉，但主体建筑还在，后来又用作仓库。据说，哈尔滨政府已明确表示，这座教堂会妥善修复，日后作为博物馆使用。
被围在拆迁工地中的圣伊维尔教堂，只能远远眺望。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拍摄。
南岗区东大直街是哈尔滨曾经最繁荣的商业街，上面有著名的秋林公司，1908年开设至今，都在销售俄国食品。东大直街有目前哈尔滨唯一一座日常开放的东正教堂——圣母守护教堂。从远处可以看到东正教堂标志性的洋葱顶，教堂墙面通体暗红，墙上有拱形的窗子，穹顶深绿，顶上是金色的斜十字架，格外庄严肃穆。每周这里有宗教活动。
圣母守护教堂。
这座教堂最早是属于乌克兰移民的墓地教堂。早在1902年，来到哈尔滨的乌克兰人，就在果戈里大街乌克兰俱乐部修建了自己的墓地教堂。1930年，教堂从果戈里大街迁到东大直街，由俄罗斯著名建筑师日丹诺夫重新设计而成。这座东正教堂门前，有一座两米左右高的祈祷亭，是墓地的遗留，当年的俄侨在此为日俄战争中阵亡的军人祈祷。
圣母守护教堂前面的祈祷亭。
在这座圣母守护教堂隔壁，是基督教的圣尼埃拉依教堂，曾是一座属于德国侨民的路德会教堂。这座教堂外观颜色与隔壁的东正教堂一模一样，也是红色外墙绿色屋顶，只不过是哥特式风格。两座教堂相邻而立。
圣尼埃拉依教堂。
马路对面的一栋白色建筑高耸入云，是天主教的耶稣圣心主教座堂。最早是波兰侨民们修建的天主教堂，当年随着中东铁路而来的波兰人超过三千人，大多居住在这条街附近，在此修建了自己的教堂和学校，有着繁荣的活动社区。可惜相关建筑基本已被拆毁。如今这座耶稣圣心教堂是黑龙江最大的天主教堂，但与原样也完全不同了。
耶稣圣心教堂，看起来就是完全的新建筑。
同一条街道上，三座分别属于乌克兰东正教、德国基督教路德会、波兰天主教的教堂呈三角形排列着，这就是哈尔滨的万国文化。当年哈尔滨是半个世界移民和流亡者的第二故乡。
圣母安息教堂也曾经是墓地教堂。哈尔滨城区东面的文化公园，一百年前是中东铁路局为铁路职工建起的墓地，后来变成外侨公墓，超过四万名外侨埋葬于此，其中主要是俄国人。上世纪五十年代，这里被改造为文化公园，如今是一座热闹的儿童游乐场。圣母安息教堂就在这座游乐场里，每天面对游客的热闹。
隐藏在游乐场内的圣母安息教堂。
穿过游乐设施，走进文化公园深处，可以看到一座被绿色植被覆盖的欧式建筑，乍一看以为是游乐场的一部分，如同一座主题公园城堡。这是当年公墓仅剩的遗留——圣母安息教堂及钟楼。这座教堂的洋葱头穹顶早已不见，墙皮也出现脱落，有一块告示牌提示游客危险勿近。只有一些老建筑爱好者，专门来探访这座当年著名的公墓教堂，而教堂内是不能进入的。
从东大直街拐入果戈里大街，有著名的哈尔滨文化胜地——果戈里书店。在这家书店里，我买了一本讲述哈尔滨流亡犹太音乐家的书《白夜》，这本书是果戈里书店独立出版的。一座城市的地标性书店，需要有一些独到的、立足于这座城市本身的内容。
在果戈里大街上，走过士课街，远远能看到一座雄伟的红色教堂，这座教堂当年是一座东正教堂，叫做圣阿列克谢耶夫教堂，也叫圣母无染教堂，如今却成了一座天主教堂。
圣阿列克谢耶夫教堂，最早是日俄战争期间的随军教堂。因为曾经在阿列克谢耶夫村而得名。这座教堂迁往哈尔滨较晚一些，一开始是新老两座教堂，老的是木制的建于1912年，后来改造时拆除了，留下的这座是砖石的，建于1935年。圣阿列克谢耶夫教堂拜占庭建筑风格浓郁，整体清水红砖，三段式的钟楼设计，带有晚期巴洛克风格，尤其是窗沿和屋檐的曲线造型，在阳光下十分醒目。
圣阿列克谢耶夫教堂。
直到1958年，这座教堂还有俄国祭司在主持活动。“文革”期间教堂关闭，上世纪八十年代恢复宗教活动时，因为东正教徒人数太少，而天主教堂又不够用，这座保存完好的东正教堂，就被让给哈尔滨天主教会使用。现在这里是黑龙江和哈尔滨两级天主教爱国会驻地。如今这座教堂完全对外开放，还可以承接婚礼仪式。
中央大街与犹太人
在远离南岗区的火车站另一侧，经过已变成建筑博物馆的圣索菲亚教堂，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行，就到了哈尔滨最繁华的中央大街。今天的中央大街，两侧全是华丽的欧式建筑，然而一百多年前，这是一条俄国人城市中的“唐人街”。当年哈尔滨建城时华洋分治，俄国人住在火车站以南的高地，中国人住在火车站以北靠近江边的地方，被称为“中国大街”，即现在这条中央大街。
圣索菲亚教堂，在现场看，不像在旅游宣传手册上看到的那样宏伟。
但真正让中央大街繁华起来的是犹太人。穿过中央大街的巷子，往西北方向走，能看到当年的犹太老会堂和犹太中学，如今已被改造为音乐厅。老会堂的屋顶、窗子和门廊，都保留着犹太六角形的标志，土黄色的墙壁和绿色锥形屋顶，让这座建筑很有历史感。
犹太老会堂，上面是犹太教六角形。
当年大批犹太人逃难到哈尔滨，为这里带来了繁荣的文化和艺术。他们在哈尔滨建起自治社区，修建学校、教堂、医院、养老院，这些建筑今天大多还在使用。犹太医院是当年哈尔滨最好的医院，犹太人带来的音乐教育亦是哈尔滨获得音乐之城称号的重要因素。
著名的德国小提琴家赫尔穆特·斯特恩，童年时为了躲避纳粹，全家搬到哈尔滨。他在回忆录里，记述了当年哈尔滨复杂繁多的外国人团体。比如，当时的白俄移民中有浓郁的反犹倾向，甚至组织了青年法西斯团体，而哈尔滨的德国领事馆会有意支持这些组织。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日占时期，哈尔滨有一些德国人去游说日本人迫害犹太人，但日本人对此的态度往往是暧昧而回避的。因为日本人需要这些犹太人来建设满洲。在哈尔滨的犹太人，也有自己的组织，叫做“特卢佩道同盟”，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中的激进分子，常与俄国人发生冲突。
哈尔滨的清真寺
一座造型特别的清真寺与犹太老会堂在同一条街上。这座清真寺建于1901年，比圣索菲亚大教堂还要早好几年。这座清真寺早期并不属于本地回族，而属于俄国境内的少数民族——鞑靼人，这座清真寺被叫作鞑靼清真寺。因为当时人分不清鞑靼人和土耳其人，哈尔滨也有不少土耳其移民，所以把这座清真寺称为土耳其清真寺。
鞑靼清真寺正面（左图），鞑靼清真寺侧面（右图），这座清真寺现在大门紧锁，不再接待访客。
鞑靼清真寺有明显的拜占庭建筑特点，不同于中国境内常见的中式或阿拉伯式清真寺。清真寺建筑外面咖啡色和白色条纹相间，宣礼塔在最中心而不是四角，清真寺正面高大耸立。
这座清真寺周围都是居民楼，水房等辅助建筑已被拆除，只剩余这座大殿主体建筑。清真寺大殿内现在不允许进入，我听清真寺看门人说，殿内墙上用突厥文写着：“远东哈尔滨市穆斯林总教协会的创始人和一千年不坏的清真寺建筑者：格那耶提阿訇·阿合买迪！他逝世后的事业继承人：穆尼拉·阿兹拉提，就这样义务完成，祝贺米兹格拉先生，尼扎穆丁亲笔。”我也在网上查到了这段文字。
鞑靼人是俄国境内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在中国被称为塔塔尔人。伴随着俄国东进，一些鞑靼人随着军队和商旅迁徙到远东地区，也跟着铁路修建来到哈尔滨。1901年，当时在哈尔滨的鞑靼人人数并不多，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小社区，建起了清真寺。俄国十月革命后，大批追随白俄的鞑靼人迁徙到哈尔滨，其中很多是军人、军属和知识分子，他们形成了自己的鞑靼民族协会。
1922年，为纪念鞑靼人的祖先皈依伊斯兰教1000年，这座鞑靼清真寺进行了重建，有了今天的样子，也标志着鞑靼人作为外国穆斯林群体在哈尔滨的地位。当时的鞑靼人有自己的报纸、学校、印刷厂，还有娱乐和公益活动组织。到了1935年，哈尔滨已成为远东鞑靼人的活动中心，这里召开了东亚鞑靼人代表大会。
建国后，哈尔滨的鞑靼人越来越少，很多人去了澳洲或日本，这座鞑靼清真寺也被看管者出租给中国五金机械公司哈尔滨分公司，后来归道里区人民武装部。上世纪九十年代，当时的清真寺监护人阿克秋林娜通过美国鞑靼协会与中国宗教事务委员会协商，将鞑靼清真寺所有权移交给哈尔滨市伊斯兰教协会。
如今鞑靼清真寺维护存在一定困难，墙皮有少许脱落。清真寺看管人丁老先生说，清真寺的屋顶和地下室，也不同程度存在防水问题。这座清真寺目前不对外开放，未来作为博物馆使用，或是继续承担宗教用途，都尚未可知。俄罗斯鞑靼斯坦自治共和国、美国鞑靼协会、中国塔塔尔族官员和知识分子以及哈尔滨本地回族，都关注着这座鞑靼清真寺的未来。
按照坊间说法，这些鞑靼穆斯林与本地回族交往不多。这些鞑靼人大多是反对苏维埃的白俄，本地回族在政治上与他们有所隔离，不过比起其他白俄人，鞑靼人的政治态度很温和。
哈尔滨本地的回族比鞑靼人来得还要早一点，哈尔滨第一座清真寺——滨江清真寺在1897年建成。这一年，俄国人和中国人几乎同时在哈尔滨这片江边荒原上建立自己的居民社区。按照当时的哈尔滨城市规划，以铁路线为界，南岗区和道里区归俄国人，道外区归中国人，滨江清真寺就在道外区，当时中国人通常把此地叫作傅家店。
清末东北柳条边开禁之后，很多关内回族为谋生纷纷闯关东到了东北，这些回族开垦务农并不多，大部分以传统工商业为生，大多从事宰牲、皮革、餐馆等行业，另有一部分学到了东北当地满蒙朝鲜等民族的糕点手艺，开起了清真点心档。当时还有不少回民在松花江上跑船贩卖牛羊，山东回民居多，有的甚至沿江到俄国境内做生意。1949年后这些船民大多上交了船只，去自来水厂或航运公司上班了。
滨江清真寺后墙（左图），滨江清真寺宣礼塔（右图）
滨江清真寺最开始的筹划者大多是回族牛贩子，通过商会以贩牛所得作为公积金，买下五间房屋作为清真寺使用，并聘请阿訇。之后清真寺不断扩建，1935年，当时的教长白羽生阿訇决心翻修兴建，有了相对稳固的规模和今天的礼拜殿主体建筑。这座阿拉伯风格的礼拜殿设计者，是俄国人克拉勃廖夫兄妹。而后在1958年、1979年、2003年先后不断返修扩建，一直到2005年清真寺广场建成，就是现在的样子，也是东北地区最大的清真寺。
这座滨江清真寺是阿拉伯式建筑。清真寺前有开阔的广场区，供市民休闲活动，周围商业繁荣，当地人也称其为阿拉伯广场，清真寺分成男寺和女寺。清真寺周围是哈尔滨传统的回族聚居区，有大量的清真饭店、食品店。
滨江清真寺重新粉刷外墙之后，为白绿相间。但几年前却是通体蓝色，蓝色是哈尔滨乃至整个东北地区很多清真寺的主色调。对东北回族来说，蓝色有特殊的意义。蓝色是青花瓷的颜色，这种色彩浓郁厚重的钴蓝颜料，从西亚传入中国，与中国本土烧瓷工艺结合，色目人是主要的青花瓷工匠，他们把含有伊斯兰文化元素的纹饰描绘在瓷器上，最后这些瓷器大批出口西亚，成为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连接。
这种蓝色同样是波斯文化的代表，伊朗地区很多清真寺也以蓝色为主色调，与关外穆斯林地区的绿色调迥异。这是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迁徙与文化演变的重要历史痕迹。实际上，高纬度地区的天空就是这种深蓝色，或许这代表着整个高纬度地区民族的共同审美。
“中华巴洛克”步行街区
距离滨江清真寺几条街之外的“中华巴洛克”步行街区，是一片被开发为旅游景观的欧式老建筑群。中华巴洛克步行街的老建筑改造，本来并不稀奇。但只需要跨过一个路口，就可以进入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在中华巴洛克街区对面，一道黑色的大铁门挡在路口，只有一个小小的门与外界连接，如果走进去，会看到一片仿佛“人类消失后的世界”。
还有少量居民生活在废弃的街区中。
这片街区原本与中华巴洛克步行街连在一起，但政府没有足够的改造资金，街区因此荒废。这些百年前的老房子，几乎每栋都是危房。这里的店铺和住户，大部分都已搬走，其中包括很多哈尔滨老字号的餐馆和点心铺，从老照片上才能看出这里曾是多么繁荣的商业街区。
但也有人依然居住在这。附近老住户也经常穿过这片街区。一个老奶奶在危房中散养着鸡，鸡在垃圾堆里觅食。巷子里一家烧烤档还在经营。一个贩卖阿城干豆腐的男人在路边，摊子上的喇叭反复播放着叫卖声，大致说他大老远从阿城来哈尔滨就是为了让大家吃上最好的干豆腐。在这片被半封闭起来的危房区中，产业生态似乎正在从头开始。
这些如今已被改造或荒废的欧式老建筑，一百多年前，是哈尔滨这座城市崛起的象征，也是这座城市的移民史见证。不同于中国其他城市的经历——比如上海、广州、青岛等，外国人来到中国人聚居的城市，修建自己的街区，哈尔滨一开始就是俄国人建起的一座新城，随着城市建设，中外移民不断迁徙而来。
松光电影院曾经热闹非凡。
随着中东铁路建设，大批欧洲移民来到中国东北，主要是俄国人。起先是铁路员工和家属，后来商人也发现了哈尔滨巨大的商业空白和消费潜力，纷纷来到东北开设店铺。1917年，俄国移民占了哈尔滨全城人口的四成。而十月革命后，更多的白俄来到哈尔滨，他们当中有地主、富商、旧军官和贵族。
在哈尔滨的红军街，俄国商人契斯恰科夫曾有一栋漂亮的大楼，那是他的茶庄。一百多年前，契斯恰科夫的茶庄经营着俄国、蒙古、满洲三地之间的茶叶贸易。这座茶庄后来变成荷兰领事馆。当年在东北的外国商人，大多混迹外交圈，与政治的关系密不可分。
比如斯基德尔斯基，哈尔滨曾经的三大富豪之一，是在哈尔滨外交圈子里四通八达的人物。当时，他两处私邸都被当作领事馆使用，一处是法国领事馆，一处是葡萄牙领事馆，他本人同样是葡萄牙驻哈尔滨领事。但斯基德尔斯基本人并不是葡萄牙人，也不是法国人，甚至不是俄罗斯人，而是个犹太人。
斯基德尔斯基当时在哈尔滨有一个老对手，波兰裔犹太人葛瓦里斯基。葛瓦里斯基靠林业起家，围绕着中东铁路线的城市建设需求，创办了家具厂、造纸厂和胶合板厂等。十月革命之后，他意识到无法回到故乡，于是在今天的哈尔滨颐园路1号（现在的“革命领袖视察黑龙江纪念馆”）修建了极其华丽壮观的别墅，准备定居下来。可惜，1920年代末经济危机爆发，葛瓦里斯基被竞争对手打压破产，别墅被迫出租给日本“满铁”理事会，成为后来土肥原贤二的特务机关驻地。
哈尔滨的领事馆
中东铁路带来了哈尔滨的繁荣，使这座东北荒原上的城市变成远东的国际化都市。随着铁路建设，各国大量移民在哈尔滨出现，这些移民的祖国也纷纷在哈尔滨设立自己的领事馆，最多时有十九国领事馆。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些领事馆在哈尔滨乃至俄国远东干涉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那些领事馆建筑如今大多作为历史保护建筑，有的很早就被当作事业单位或商业公司的办公楼，有的变成居民楼，还有的目前暂时搁置保护。
在哈尔滨最繁华的红博广场正北方，万达广场的牌子下面，矗立着一座古典欧式城堡式的建筑，与周围现代化商业区风格对比强烈。
曾经的意大利领事馆（左图），墙壁上的浮雕清晰可见，精美华丽。这座大楼修建于1919年（右图）。
这座建筑名叫吉别洛-索科大楼，是曾经的意大利驻哈尔滨领事馆。1920年，意大利在哈尔滨设立领事馆，第一任领事叫吉别洛-索科，他是修建中东铁路兴安隧道的意大利设计师。1919年，他在哈尔滨修建了这栋巴洛克折衷主义建筑作为自己的私邸，在被任命为意大利领事后，这栋房子就成了领事馆。
吉别洛-索科大楼外墙上布满华丽的花纹浮雕，显出巴洛克建筑的特征，花纹浮雕包括天使形象和花卉植物等。墙壁边缘和窗沿周围，布局细腻优雅。原本三楼突出阳台的柱头上，有两尊半身四面裸体雕像，铸铁的围栏柱头尖上还有类似天线的装饰物，可惜已被拆除。
吉别洛-索科1925年离任后，意大利领事馆也迁往别处。伪满洲国时期，这栋房子被当作日本宪兵司令部，解放后归黑龙江省电力公司使用，目前已作为保护建筑妥善维护。吉别洛-索科本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移居上海，1943年病逝在上海，在他病逝前两个月，意大利向盟军投降。
从红博广场向东北方延伸的东大直街上，距意大利驻哈尔滨领事馆几个路口左拐，能发现一栋隐藏在街边的三层老房子。这座老房子呈现古典主义风格，正面左右两侧窗子上，有两只威严而栩栩如生的巨大鹰浮雕，显现出这决然不是一栋平常的建筑。
曾经的苏联、捷克领事馆（左图），领事馆旁边附属的领事官邸（右图）。
这座老房子曾被来自三国的四个主人使用过。1905年，这里是俄国犹太商人克罗尔的私宅，克罗尔1900年来到哈尔滨，做面粉、饮料和啤酒生意发了财，盖起这座豪华的府邸。1924年，刚成立不久的苏联政府，把驻哈尔滨领事馆选在这，克罗尔本人不知所踪。
苏联领事馆在这里待了三年就迁走了。1931年，捷克斯洛伐克又把领事馆设在这座房子里。1937年后，日军抢占了领事宅邸，作为731部队的联络站，到了1942年，捷克斯洛伐克领事馆被伪满洲国当局封闭，外交人员被驱逐出境。解放后，这栋房子短期作为幼儿园使用，现在是居民楼。
这栋房子看起来破旧，但依然不失当年的气派。这栋房子举架特别高大，走进去虽然昏暗却不拘束。木制的内门与窗框依然在日常使用中，看起来是当年留下的老物件。这栋房子里居住的，大多是过去被安置于此的老住户。房子年久失修，尤其是水电线路老化，居住采光也很糟糕。
哈尔滨有很多这样的老建筑，很多今天依然在使用中，但又不能进行改造，以免破坏老建筑外观和原有格局。这造成一种尴尬局面。一方面，这些建筑必须妥善保护；另一方面，在商业使用、政府监管与改造成博物馆等多种方案之间，权衡利弊又颇为艰难。
捷克斯洛伐克与中东铁路有一段紧密的关系。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简称捷克军团）原本是协约国，与俄国一起对抗德国和奥匈帝国。因苏俄退出战争，六万多人的捷克军团，准备从西伯利亚铁路回国，结果捷克人与匈牙利人在路上发生冲突，进而对苏俄政权不满而发起暴动。
反苏俄干涉军抓住这一时机，利用捷克军团来对抗苏维埃政权。捷克军团迅速占领了远东的一些城市和火车站，尤其是重镇符拉迪沃斯托克，暂时控制住远东局面。在哈尔滨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在捷克军队保护下，把“全俄临时政府”迁到符拉迪沃斯托克。
当时的中国人把捷克斯洛伐克称为赤赫斯拉克，并记载了赤赫军在中东铁路沿线的军事活动。捷克军团在民国政府的要求下，不允许在铁路沿线驻军，但可借道在哈尔滨运送物资，运送军需物品。期间有一些摩擦，因为中东铁路工人罢工，捷克军团司令盖达发布公告，要对罢工人员执行军法审判，被北京政府抗议侵犯主权，这位盖达司令就是捷克讽刺小说《好兵帅克》作者哈谢克的上司。
1919年底，高尔察克政府倒台，捷克军团随着干涉军撤离西伯利亚地区回国。回国的捷克军团，成为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独立的重要力量，其在远东的战绩，也使得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实力得到列强重视。哈谢克本人在战争中站在苏维埃一边，加入了红军，没有去远东，而是留在伊尔库兹克，回国之后受到曾经的战友冷遇，不久去世。
与这两栋领事馆建筑相比，哈尔滨其他领事馆的状况稍好一些。原苏联领事馆是其中最有故事性的，最早这里是中东铁路建设局总监工茹戈维奇的住宅，而后归中东铁路局局长霍尔瓦特居住，直到他下台为止。后来这里经历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各政治派别的斗争、苏联与中国关系的浮沉。不过或因缺乏必要的修葺，这栋建筑目前闲置而不开放。
霍尔瓦特大街
从哈尔滨火车站出来的那条大街，以前就叫霍尔瓦特大街，后来改名叫红军街。
在俄国革命开始后，哈尔滨乃至中东铁路问题迅速国际化，成为了各国列强和俄国各政治派别的纠纷舞台。首先是二月革命之后，哈尔滨的俄国人迅速表态，祝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因为哈尔滨的俄国人大多是资产阶级工商阶层，他们期待临时政府会带来自由与和平，而中东铁路管理局上层则感到迷茫和担忧，决定暂时观望。不久之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任命霍尔瓦特继续担任中东铁路行政长官，此时哈尔滨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也成立了，双方矛盾开始激化。
十月革命之后，中东铁路管理局与工兵代表苏维埃呈对峙状态，这引起各国的关注与忧虑，外国领事团要求霍尔瓦特增派军警维持秩序。对此最为关注的是日本人，日本希望由日方派出警察部队进入哈尔滨维持秩序，被霍尔瓦特拒绝。而在列宁致信哈尔滨苏维埃要求夺权之后，各国又开始极力保护霍尔瓦特，主张各国派兵维持秩序。经过艰难的谈判，为了避免外国势力进入，霍尔瓦特与苏维埃暂时达成互相妥协。
一个重要节点出现在1917年的最后一个月，之前霍尔瓦特和中国政府谈判，希望由中国军队维持中东铁路沿线秩序，遭到哈尔滨工兵苏维埃反对，认为是向中国出卖俄国利益，要求罢免霍尔瓦特。此时，英美等国也敦促中国派兵进驻中东铁路，保护当地外国人安全，维护社会秩序，同时避免日本人势力进入哈尔滨地区。1917年12月26日，中国军队进驻哈尔滨，解除全部俄国军队武装，从此中东铁路在中国军队保护之下。1920年底，中国政府正式收回中东铁路沿线及其附属地的一切权力。
如今一切历史纷争早已平息，夜晚从圣索菲亚教堂广场走到中央大街，历史沉淀在那些街道两旁的老建筑中，两旁晚上总会看到音乐表演，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有提琴、手风琴和一些民族乐器，游客拍照围观。一路漫步到松花江边的斯大林公园，热闹的江边万达美食街是年轻人的喧嚣世界，临江转而宁静，有老人在拉着手风琴，唱着俄语歌，风度翩翩，这是哈尔滨的文化底蕴。
铁路小镇：一面坡
在哈尔滨东面的县级市尚志，有个如今略显萧条的铁路小镇：一面坡，这座小镇曾有一个很有趣的名字——五卡斯，俄语中是“段”的意思，指铁路机车段。一面坡火车站最开始为三等站，后升格为二等站，站舍为砖木结构，采用俄罗斯传统砖砌墙体，人字木屋顶铁皮屋面，双坡或四坡屋顶。
因靠近哈尔滨，这里成为在哈尔滨定居的俄国贵族和商人们休假的地方。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一座与周围小房子不相匹配的高大建筑屹立，这就是曾经的铁路俱乐部。当年中东铁路东部线的高级雇员们在此休假疗养，大楼外观的石柱、雕栏、木质窗框都是当年的样子，楼内还保留着老式吊灯，现在这里是尚志一面坡医院。
曾经的铁路俱乐部，建筑高大考究，现在是一面坡医院。
小镇另一端有一座白色的堡垒式的建筑，当地人称为“大白楼”。最早是火车乘务员宿舍，据说也有俄国护路队在其中秘密驻军，后来被日本军队征用。如今这座建筑完好无损，墙面上有清晰的俄文“机车乘务员值班室”。这栋大楼设计的巧妙之处是，正面与背面是两种风格，朝向街道的是背面，像堡垒一样，朝向河边的是正面，更像一座华丽的礼堂，现在作为漂流游客中心。
大白楼临街的背面，呈碉堡状（左图），大白楼临河的正面，像一座礼堂（中图），大白楼墙壁上的俄文，意思是机车乘务员值班室（右图）。